2013课标2（一）《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1．下列关于凤的形象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B ）
A．20世纪后期在陕西凤雏村出土的甲骨文中，凤都表现为短尾鸟的形象。
[原文1]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
[析] 由于刻有“凤”字的甲骨仅有四片，可见A项的前半段“20世纪……甲骨文”，包括后半段的“都表现为”，虽然文字与原文有所不同，但是意思并无错误；又原文说“凤”字的形体“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由于“凤”字的形体反映了凤这一事物的外形，对比A项后半段，虽然“短尾鸟”前原文的长定语已经删去，但概念的外延扩大了，因此后半段的表述也应该是正确的。√
B．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作为凤属的鸑鷟是跟凫一般大的红眼睛水鸟。
[原文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yuèzhuó)，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
[析] 所谓“似凫而大”，是说鸑鷟的模样像凫鸟，但体形要大一些；B项把它理解成跟凫鸟一样大，这就不对了。
C．综合甲骨文和上古文献记载看，凤的原型是一种类似水鸭的普通短尾水鸟。
[原文1]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析]原文第一段是在叙述甲骨文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内容以后才作出“据此……”这一小结的，东汉属于上古阶段，许慎的书当然是上古文献，可见C项前半段是正确的；而原文的小结说：“据此，……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那么C项后半段的表述虽然语序略有变化，但也是正确的。√
D．在周代文化中，凤已经从短尾水鸟变成一种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
[原文2]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
[析]由此可以判断D项的表述也没有错误。同时，作为神鸟的凤确实也不存在于现实之中，所以把凤说成“在周代文化中”也是可以的。√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考生对文中重要语句的理解。能力层级为B级。
A．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形状的凤纹还没有出现。
[原文2]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
[析]这里所谓“真正的凤形”当然是指原文下文所说的“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形状，而这里所谓“殷商晚期”，也应该是“殷商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一语的承前省，原文说殷商晚期已经出现，A项却说还没有出现，由此可见，A项的说法是不符合原文意思的。
B．从青铜器纹饰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句话看，鸟是殷商人传说中的图腾始祖。
[析]原文第二段指出，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同时原文又引用了古书上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句，在此基础上，原文推演出结论说：“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由此可见，B项的表述是符合原文意思的。同时，一般来说，历史上作为图腾的文物，其出现年代应该较早，而原文所引用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句也应该是早期古书上的（实际出自《诗经·商颂·玄鸟》）。这样，单从B项的逻辑推理来看也是成立的。需要说明的是，甲骨文早期也只有“鸟”字，晚期才有“凤”字，甲骨文是商人、周人的遗物，因此甲骨文也可以作为“鸟是商人的图腾”的一个证据（原文正有“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句），但B项没有采用，并不妨碍表述的正确性。√
C．凤鸟知天时，九扈带来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所以殷人先祖“鸟师而鸟名”。
[原文3]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析]文第三段说“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这里的“它”当然是
复指前面的“凤鸟氏”，也就是凤鸟；“九扈”与此相似，由此可见，C项的前半段无误。原文第三段又说明了殷人“鸟师而鸟名”的原因，就在于凤鸟、九扈等会带来“四季节令消息”，可见C项后半段与前半段的因果关系也是符合原文意思的。√
D．周人的凤崇拜是从商人那里沿袭而来的，而周人的崇凤热甚至超过了商人。
[析]原文第四段说：“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在第四段中还说明了周人因袭商人凤崇拜的原因是利用凤鸟来宣扬天命，所以D项的表述与原文意思是相符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B ）
【命题立意】本题考查考生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的能力。能力层级为C级。
A．后代所见的“凤”并不是自然界的一种鸟。在中国文化史上，凤的形象最为重要的演变开始于殷商晚期，最终完成于周代。
[析]第一，从原文第一段：“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原文其他地方还用许多篇幅说明凤鸟是如何从自然界的短尾鸟形象被人们着意改变为后来的神鸟形象的，由此可见，作为神鸟的“凤”确实不是自然界的一种鸟，不存在于客观世界。
第二，从原文的题目《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也可以看出凤是中国的一种文化元素，只存在于中国文化中。
第三，原文第二段说“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原文第四段说“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所以A项的后半段内容也是正确的。√
B．周文王、周武王都曾称臣于商纣王。为了表明自己是商朝先王的臣下，周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马上就参拜了商人的神庙。
[析] “周文王、周武王都曾称臣于商纣王”，这是历史常识。关于后半段，原文第四段说：“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可见，武王之所以马上参拜商庙，并不是“为了表明自己是商朝先王的臣下”，而是为了表明“周改殷命”是上天的旨意，商朝已经结束，自己才是合法的统治者，所以B项的分析是不对的。强加因果。 C．《尚书》“周书”是记载周王朝史事之书，在“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宣传天命、“殷革夏命”，实际上就是在宣传“周改殷命”。
[析]原文第四段已经指出，在《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宣传天命、宣传“殷革夏命”，“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由此可见，C项的理解分析是正确的。C项所谓“《尚书》‘周书’是记载周王朝史事之书”，原文这句话前有“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一语，指示了《尚书》“周书”的性质，结合学生的历史知识，不难判断C项的这一表述是正确的。√
D．周人之所以把牧野之战克商的时间定在甲子日，即岁星在鹑火的时候，就是因为鹑是赤凤，而赤凤将带来“上天之命”。
[析]第一，原文第四段说“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又说“看来周人选择
克商的时间……”，再加上历史常识，可以知道牧野之战就是武王克商之战，所以D项前半段的表述无误。
第二，原文又引《国语》“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由此可知，武王克商的甲子日，就是天上的岁星走到鹑火（柳宿）位置的时候，所以D项所谓“甲子日，即岁星在鹑火的时候”也是正确的。
第三，原文又说：“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那么，D项整个表述所作的因果关系分析显然也是正确的。√
2013课标1《〈老子〉的年代》）
1．下列关于作者写作本文的原因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B ）
A．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就有不同说法。清代汪中作《老子考异》以后，学者们更加纷争不已。
[析]原文第一段说：“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可见A项前半段虽然字句略有不同，但是仍符合原文意思。
原文又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虽然“益启争端”的主语应该是前文“汪中……战国时人”一事，但如果只着眼于“争端”，并结合“清代学者……议论纷纷”，表述为“汪中作《老子考异》以后，学者们更加纷争不已”，也是符合原文意思的，所以A项后半段表述也是正确的。√
B．钱穆说过：如果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不明，那么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联系和发展
就无法弄清，《老子》和道家的源流、派别也无从谈起。
[析]原文第一段钱穆的话是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这里的“其”字应该是复指前面的“先秦诸子”，不应该指《老子》和道家。[张冠李戴] C．以前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本身就被人指为伪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虽然年代确凿无疑，但是成书太晚，也无济于事。
[析]原文第二段说：“过去……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所谓“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就是说这些古书被辨伪家指为伪书。所以C项前半段是符合原文意思的。而从原文上引文后面的文字来看，C项后半段的表述也是符合原文意思的。所谓“无济于事”，相当于原文所说对于证明《老子》一书“没有多少作用”。√
D．近年来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大量出土，给学术界提供了许多纸上材料以外的东西，这使得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有了解决的可能。
[析]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把原文的“地下材料”改称为“纸上材料以外的东西”，实际意思是一样的。原文第二段又说：“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D项后半段改变了表述，但实际意思也是一样的。由此可见，D项也是符合原文意思的。√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D ）
A．虽然从字体和避讳来看，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甲本和乙本的抄写年代可以大致确认，但是这对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没什么用处。
[析] 原文第三段说：《老子》“甲本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所以原文确实是从字体和避讳两方面来判断《老子》的年代的，而且确实也只是大致确定年代的范围，这样A项的前半段是符合原文意思的。而根据原文“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也不难看出A项后半段也是符合原文意思的。√
B．《黄帝书》和《老子》有许多相同相似的语句，但许多名词的解释只见于《老子》而不见于《黄帝书》，所以《老子》成书应该早于《黄帝书》。
[析] 原文第四段指出：“《黄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此例甚多，那么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可见B项的理解是符合原文意思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有人提出一两个概念，自己不加解释，而由后人进行解释的，如果这样考虑，那么原文的逻辑推理就可能有问题了，《老子》和《黄帝书》的年代先后就要倒个个儿了；不过，原文说过“共通之处甚多”、“此例甚多”，那么其逻辑推理应该是成立的，其结论应该也是可信的。√
C．陈鼓应曾撰写《老学先于孔学》一文，指出《论语》中多有受到《老子》影响之处，其目的是证明《老子》一书的产生比《论语》早。
[析] 原文第五段说陈鼓应《老学先于孔学》一文是“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
影响”的论文，作为这样一种论文，其论据应该不少，原文也举了两个例子，那么C项“《论语》中多有受到《老子》影响之处”中的“多有”一语应该是有依据的。原文又说“用以证成”，“证成”就是要证明成功，那么C项后半段改说成“其目的是证明”，意思也是相符的。√
D．《老子》有“以德报怨”之说，所以“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句应该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并且是对《老子》的批评。
[析]原文第五段引用了《论语·宪问》的一段话：“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段话的意思是，有人说：“用恩德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如果这样的话，又拿什么来回报恩德呢？还是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吧。”原文又引了宋人朱熹的注。朱注的意思是说，有人说的话当中“以德报怨”一语出自《老子》一书。由此可见，《论语·宪问》中“以德报怨”一句是引用《老子》，而“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一句只是孔子对《老子》的批评，并不是引用，所以D项的理解分析是不符合原文意思的。[无中生有]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C）
A．对于古书真伪和年代问题，本文采用了两方面的证据来证明，即不但有古书上的材料，还加上了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从而增强了论证的力量。
[析] 我们看全文，今本《老子》，以及《申子》、《慎子》、《韩非子》、《论语》等是传统的古书材料，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则是属于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同时，文章的论证相当严密，结论也较可信，因此A项的理解和分析是正确的。√
B．道家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乙本是“黄”、“老”合抄之本，这证明在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已经形成。
[析]对照原文第四段所引郭沫若的话“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可见B项前半段是正确的。既然道家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文中又指出《老子》帛书乙本是“黄”、“老”合抄之本，且是西汉时代的遗物，那么B项后半段推测西汉初年黄老学派已经形成这一点应该也是可以成立的。√
C．申不害、慎到、韩非都学过黄老之术，他们著作的语句与《黄帝书》也多有相同相似，可见这三人的引用阐发，与《黄帝书》后来享有崇高地位极有关系。
[析] 原文第四段说：“《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可见，C项前半段的理解分析没有问题；而C项后半段中“《黄帝书》后来享有崇高地位”一语也见于第四段。这里的问题在于：C项前段与后段之间是否一定具有因果关系？实际上，申不害、慎到、韩非这三人的引用阐发与《黄帝书》后来的崇高地位，既可能有关甚至极有关系，也可能稍微有关或者一点关系也没有，从原文所给的材料来看，无法得出完全肯定的判断。由此可见，C项的理解分析是不正确的。[强加因果] D．《论语》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等意见，并加以阐发，这不但证明老子年长于孔子，大概也能印证史书上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一事。
[析]从原文第五段可以看到《论语·卫灵公》引用了老子“无为而治”一句，并加以阐发，《论语·宪问》则引用了老子“以德报怨”一句，并加以阐发，可见D项的前半段是正
确的（“以德报怨”句包含在“等”字中）。关于D项的后半段，史书上确实有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的记载，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但是这一事迹也并非司马迁亲见，《论语》引用老子的话也只能作为旁证，所以D项谨慎地使用了“大概也能印证”的话，这就保证了D项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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