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江苏甘泉（今江苏邗江）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从余萧客、江声问学，学宗吴派，是“惠派嫡传之法嗣”。江藩治学博综群经，精通汉诂，著述等身，以《国朝汉学师承记》（以下简称《师承记》）知名。本文拟对《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加以探讨。 一、《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

在《师承记》卷首，江藩提及著述目的云：“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一编，以备国史之采择。”著史资治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江氏所说的“国史之采择”，即包含着备后世修史选材的意图。以此，《师承记》的传文着力宣扬案主的汉学成就和政治事功，以供后世借鉴。江藩曾作《行状说》，有论：“（行状）综述生平行迹，上之朝以请谥。”“状者，上之朝廷赐谥，以为饰终之典，亦付之史官立传，以扬前烈之休。”“犹可骇者，名不登于仕籍，行不显于闾阎，亦为行状行述，既不能请谥于朝，又不能列名于史，而为此虚辞饰美，岂非重诬其亲乎？”此处，江藩对入传者设立了一个标准，即“行宜”之“可状”者，其“行”可“请谥”，“状”可“赐谥”，入传者当德行兼修，可为后人效法的。刘知幾在《史通·人物篇》论及史官之职云：“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江著《师承记》，宣扬汉学者的学术事功，有着彰善教化的期待，这其中已体现了史家著史的自觉意识。 江藩生平命运多舛，其人生之大变故有二：其一，“仕途夭折”。闵尔昌在《江子屏年谱》记载云：“先生纂《纯庙诗集注》，王文端为进呈，赐御制诗五集，复谕召对圆明园，会林爽文陷台湾，报至遂辍，人惜其数奇。”林爽文陷台湾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事，江氏时年二十七。这件事对其影响很大，黄谦牧有诗云：“„„当时游京华，宰相汲延誉，高名崛非常，几将致殊遇。如何竟无成，奔走四依附。东南钱塘潮，西寻豫章数。南登越王台，北临耿公渡。归来已衰年，穷愁毕呈露。回忆少年时，酣饮数指顾。答人问百家，未有一字误。光怪如目前，闻者莫不妒„„。”由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暮气沉霭的老者，其境遇之坎坷可见一斑。其二，“家多变故”。这是乾隆乙巳（1785年）、丙午（1786年）间事，在江藩的著述中多有记载。如“丙午岁大饥，日唯一饘粥”；“藩昔年聚书与太史（注：指江都秦敦夫大乐）相埒。乾隆乙巳、丙午间，频遭丧荒，以之易米，书仓一空。”上述变故对江氏的影响，深深地折射在著述之中。江藩撰《师承记》即注入了特殊的情感，细读《师承记》，其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清朝汉学的承继渊源，也展现了江氏坎坷的人生境遇。在《汪中传》中。江藩全录汪《自序》一文，并于文末以其身世相比附，语云：“藩自遭家难后，十口之家，无一金之产；迹类浮屠，钵盂求食，睥睨纨绔，儒冠误身；门庭祚落，养侄为儿；耳热酒酣，长歌当哭。嗟乎！刘子之遇，酷于敬通，容甫之阨，甚于孝标。以藩较之，岂知九渊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胜于尝胆者哉！”品味其中滋味，《汪中传》的隐意实在于江藩自喻也。 知人论学，对《师承记》的理解，当以江藩的人生境遇为基点，予以了然之同情。江著《师承记》有着两个方面的期待：其一，叙述清代汉学渊源及各家学术大要，以为后世效法之借鉴；其二，隐现其本人情感之寄托。江藩融己情于《师承记》，叹时运不济，惜名之不传。细读《师承记》，实有一“隐形传主”——江藩。以上两点是《师承记》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我们解读《师承记》的两条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说，《师承记》亦可理解为江藩的师友杂忆录，其中所渗透着江氏的学术理念，也展现了其人生际遇和世情变幻。 二、《汉学师承记》的体例特点

自黄宗羲等编簒《宋元学案》成书，确立了学案体的著述体例。后世学者编簒学术史著

作纷纷效法。江藩亦以学案体编《师承记》。从学术史编簒学的角度看，《师承记》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师承记》以流派的划分论学术思潮，以代表人物为标题而立案。在《师承记》中，江藩第一次划分乾嘉汉学阵营为吴、皖两派，此后，章太炎、梁启超加以阐述，吴、皖分野说成为学界的不刊之论。在卷帙编排上，《师承记》共八卷，卷一收录了汉学开山人物阎若璩、胡渭；卷二、卷三收录了以三惠为代表的吴派学者；卷四收录了王昶、朱筠、武亿、洪亮吉等汉学家；卷五、卷六收录了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者；卷七主要收录了扬州地区的汉学家；卷八收录黄宗羲与顾炎武。《师承记》的传文对案主的家族源流、生平履历、学术事功、子嗣后学等作了具体的叙述。同时，为了体现案主的学术渊源，传文有正、附传之分。其中，正传收录了学术成就及政治身份相对较高的案主，附传则收录学术成就相对一般的学者，其中正传四十人，附传十七人。依照“盖棺定论”原则，《师承记》正、附传中所收录的五十七名学者，均为已卒之人，对于学术成就斐然、理应著录而仍健在的汉学家，江藩则采取了变通的手法，将其学行于附传之后另行叙述，但其名不登目录。《师承记》的正传、附传之分使案主在次序的编排上显得较为灵活，案主依照学侣、师承自然关联，内容紧凑有法，结构浑然一体。

第二、在《师承记》后附录《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在《师承记》刊刻之初，江藩即以《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下简称《目录》）附录其后。《目录》的内容共八类，依次为：《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尔雅》、《乐》。每类首先概述经书的授受渊源，再列出相关学者的著作。就编排结构而言，《目录》与《师承记》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学术内涵来看，《目录》也可视为《师承记》学术思想的延续，直接反映了江藩的治学理念。《师承记》对案主的选录有着严格的要求，《目录》与之相较，毫不逊色。江钧概括了《目录》的四大义例，他说：“著录之意，大凡有四：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书虽存其名，而实未成者，不著录；书已行于世而未及见者，不著录；其人尚存，著述仅附见于前人传后者，不著录。凡在此例，不欲滥登，固非以意为弃取也。”其中，后三条为客观情况的限制，第一条则尤关大旨，说明《目录》选录标准的严格。在著作的具体选择上，也体现出这一点。如论《易》。批判黄宗羲、黄宗炎的易学“不宗汉学，皆未笃信之士也”，毛奇龄的易学“牵合附会，不顾义理，务求词胜而已”，均不予著录。论《尚书》，胡渭著《洪范正论》“虽知伪《古文》，而不知《五行传》之不可辟，是以黜之”。论《诗》，删汰“好博而不纯”、“妄下断语”、“怪诞不经之谈”的著作。论《礼》，对“或取古注、或参妄说”的万斯大、蔡德晋、盛百二诸人研《礼》之作，均无取。论《春秋》，对“治《左氏》之学二杂取邵宝、王樵之说，不采贾、服及不知著书之体”的著作不录。《目录》后为《清史稿·江藩传》全文收录。 三、《汉学师承记》的学术价值

《师承记》在嘉庆二十三年（1811年）刊刻之初，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赞同者褒扬，否定者诋毁。《师承记》初刊迄今的近二百年间，再版数十次，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亦有学人试图撰写《续汉学师承记》以承接江藩之作，可见此书受到学界密切关注。如今，《师承记》在学术史著作之林占有重要的一席，是研究清代学术的必备参考书。

《师承记》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师承记》是乾嘉汉学思想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

江藩治学推崇钱大昕，冠之以“一代儒宗”的评价。江氏作《师承记》对竹汀《潜研堂文集》多有采择。在《师承记》中，钱大昕、阎若璩、胡渭、惠士奇、惠栋、江永、戴震的传文材料均以《潜研堂文集》相关传记为蓝本。而《黄宗羲传》、《顾炎武传》的史料，则采择于全祖望《鲒埼亭集》。由此，就史料价值而言，《师承记》并未有多少超越。换言之，《师

承记》的主要的学术价值并不体现在史料层面，而在于江藩对案主材料“荟粹”的过程中所透露出思想层面的意义，即江氏为建立清代汉学的谱系而在对传文采择及案主次序编次背后所隐寓着的学术理念。这一点，在《师承记》采择史料过程中对原史料的删改、回避、存心“遗漏”等方面表现的尤其明显。沈彤、卢文弨、刘台拱等诸家治学，均主汉而寝馈于宋学。江藩在《师承记》中仅仅凸显他们的汉学成就，对其宋学不置一喙。在对黄宗羲、顾炎武在《师承记》中卷帙次序编排上的矛盾心理也体现了他思想上的彷徨。囿于门户偏见，江藩描绘的汉学画面仅是清学这一巨幅卷轴之一角，以之考察清代汉学的线索，脉络明晰。然而通过它去认识案主的学术思想、了解清代学术面貌，则有所不足。江藩在《师承记》中表现出的纯汉学思想，为我们展现了乾嘉学风下一个学者的典型，考察其背后的学术理念，必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乾嘉学术。 其二，《师承记》在学术史著作中承前启后的地位。 梁启超概述了学术史著作的要求，他说：“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此处，梁氏提倡以客观的立场、科学的眼光去撰写学术史著作。江藩在《师承记》的写作中所夹杂的个人情感显然与此相悖，故梁氏给予评价云：“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学识亦平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独到之处”。但总体上，梁启超给予《师承记》以肯定地评价，他说：“江郑堂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儒家法流派，可得而稽焉，亦一学史也。”在学案体著作中，《师承记》前承《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后启《文献征存录》、《国朝先正事略》、《清朝学案小识》、《检论·清儒篇》、《清代学术概论》，在学案体著作中占有重要一席。周予同曾说：“江氏立场于纯粹后汉古文学的碱地，对于清代‘汉学’大师为个别的记述，上继黄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下开章炳麟的《检论·清儒篇》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在中国学术史的著作里，实占有异常重要的地位，而迥非唐鉴《清朝学案小识》可相提并论。”支伟成将《师承记》同其他几部清代学术史著作加以比较，评价道：“钱林《文献征存录》辞采达雅，有非江氏所及，惟儒林与文苑杂陈，则不如《师承记》之秩然就理，且每卷各自起讫虽复以类相从，究莫明分门，转易清晰也”“李元度《先正事略》，删繁就简，仅具大要，经学一门，几全袭《师承记》，稍辅以《征存录》。”有学者撰文指出阮元作《儒林传》受《师承记》影响甚深，而近人徐复观不满《师承记》偏激的学术立场，而愤然著成《两汉思想史》。 其三，《师承记》对学者治学的启发与影响。 阮元为《师承记》作序云：“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在《师承记》刊刻之初，汪喜孙就致信江藩，以索一览，以为著述之参考，他还说：“《汉学师承记》一书，异时采之柱下，传之其人，先生名山之业，固当附此不朽。或如司马子长《史记》、班孟坚《汉书》之例，撰次《叙传》一篇，列于卷后，亦足屏后儒拟议规测之见，尤可与顾宁人、钱晓徵及先君子后先辉映者也。”给予了高度地评价。扬州学派也极为推崇《师承记》，刘文淇就把此书当作了解乾嘉学术的重要资料。近现代学人治学也受到《师承记》地影响。张之洞在《輶轩语》中也赞叹道，“《汉学师承记》为经学之门径”，并将此书收录于《书目答问》“诸经目录文字音义之属”。李慈铭也指出《师承记》“谨守汉学，不容有一字出入，殊有班氏《儒林传·艺文志》家法，非陆氏《释文叙录》等书，所得比肩。遗文轶事，亦多藉以考见，诚有功于诸儒矣。”而王国维、柳诒徵、林语堂等学者早年治学均受到此书的影响。梁启超在开清代学术史的清单时，首列《汉学师承记》，并指出江藩“创造之功不可没”。同样，也有学者批判了江藩的门户之见、汉宋之别。黄式三说：“江氏宗师惠、余，揽阎、江诸公为汉学，必分宋学而二之！适以增后人之惑也。”龚自珍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地“汉学”之名有“十不安”之论。方东树则愤然而作《汉学商兑》，在清代学术

史上留下一个公案。这些批评中其肯綮，指出了《师承记》的诸多不足。但究整体上而论，并没有抹煞此书的学术价值，《师承记》在学术史上，“究为上下二百年一大著作，谈汉学者决不可少之书”，“讲清代学术者所不可少之书”。 其四，《汉学师承记》的后续之作。

《师承记》书成之后，承学之士相为推崇，其间亦有试图续笔者。梅毓（延祖）在《续汉学师承记商例》中云：“嘉庆间，甘泉江郑堂先生著《汉学师承记》纪国朝讲汉学诸儒，有专传、有副传。凡若干卷。而儒失学业藉以考见今，又数十年，宜有续篡以彰我朝儒术之盛”。刘师培在《商例》后作案语云：“此书亦未著成，惟后儒有所正，可循此例以从事篡述耳。” 梅氏之书未能写成，原因或许正如他在《商例》中所述：“此次续篡，较江氏为难，江氏所处之时，讲汉学者实不乏人，今则同志寥寥而书籍零落，非四方好学之友襄助蒇事敢信其无脱漏乎。” 对此，支伟成评价云：“（梅延祖）复拟续江郑堂《汉学师承记》，遗稿并散弗传”，由其《商例》可知“使其成书，必不在江《记》下”。赵之谦也对《师承记》有所续作。《书目答问补正》“《国朝汉学师承记》”条下，范希曾作案语云：“江书有陈寿祺尾注本，偶见传钞。赵之谦《续汉学师承记》，未见传本”。费念慈与缪荃孙往来书信中也提及此书。他说：“赵撝叔撰《国朝经学师承续记》将成，曾见其稿否，必大有可采也”。实际上，赵氏之作，未有刊本，其手稿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如今，《师承记》的学术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湮没，成为学者论清代学术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