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注本述评[整理]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自《诗经》、《楚辞》以下，诗集版本最多，注本、评本最多的诗人，首推杜甫。现将宋代以来，杜诗研究概况及较为重要的注本分期作一简略的、粗线条的介绍，供同志们学习研究杜诗时参考。

“千家注杜”——众多而良莠不齐的宋代注本

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杜诗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注家蜂起，兴起了一个杜诗研究的高潮，当时号称“千家注杜”。当然，这未免有些浮夸。从今存的宋代《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来看，有名姓可查的注家不过百余人，而且多半只有片言只语，是从各种诗话、笔记摘来的材料，并无专门注本。但说宋代杜诗注本有几十种是不算夸大的，“千家注杜”之说之所以能流传下来，的确也反映了宋代研究、注释杜诗风气之盛。宋代的诗人在经历了靖康之难到南宋灭亡的种种流离颠沛的痛苦之后，对杜诗中描述的安史之乱的情景，深有同感和共鸣。李纲、陈与义、陆游、汪元量的诗文里都讲到杜诗对他们的教育和影响。宋代杜诗注本之多，也应从这个共同的历史背景来解释。当然，宋代杜注的质量良莠不齐，其中既有被称为老杜“功臣”的赵次公注本，也有妄撰故事，不著出处，依托苏东坡之名，写《杜诗事实》以骗人的。下面只介绍几种流传至今的注本：

一、《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三十二卷（简称《王状元本》），王状元指南宋初的王十朋。其实是书商们利用宋人重视状元的心理，抬出王十朋来当招牌的，书中出于十朋的注释不过二三十条。其余则用伪王洙注、伪苏东坡注、赵次公、薛梦符、师古、杜田、杜修可、鲍彪、王彦辅诸家注。这是现存的最早的宋人集注（约刊于宋高宗绍兴末年），保留了许多古注，虽杂伪注，但大部分词语典故注释还是可靠的。此书解放后出版过影宋本。

二、《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简称《先后解》）残帙及《九家集注杜诗》（简称《九家注》）。《先后解》是残抄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及成都杜甫草堂，全书二十六卷，是编年本，现仅存十册，是注解杜甫永泰元年到戎州以后至大历五年客死湖南时期的诗，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二三。沈曾植跋语说：“此注„„研究积年，用思精密，其说繁而不杀。”这个评论是切合赵注特点的。《九家注》是南宋郭知达所编集，成书于孝宗淳熙八年，也是一部较早的宋人杜诗集注，其中采用了王洙、宋祁、王安石、黄庭坚、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次公九家注释，以赵注为多。又删去伪东坡注，虽然还保留伪王洙注，但采择较王状元等集注本为精。赵注在宋代注杜诸家中，成就最大。所以元好问在六七十家杜注中，独肯定“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他的注文虽然宋代各集注本都有所采录，但只有《九家注》所采较详，比较能保存赵注面目。赵注不仅比较准确地注释了杜诗中的词语典故，而且能联系

本诗的时代背景，指出前人注释之错误，如杜甫在夔州所作《写怀二首》中“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两句，赵注说：“盖贱之所以悲者，以贵形之也，故无贵则贱者不悲矣。贫之所以不足者，以富形之也，故无富则贫者亦足矣。而旧注云贵贱贫富一委顺而已，所谓乐天知命者，非是。”不仅宋人旧注如此，直到清代的仇兆鳌释此二句还是说：“苟能达观，穷达生死，皆可一视，何必多此哀乐乎？”这实际是有意削弱杜诗的思想性，比赵次公倒退了。

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下称《黄氏补注》），国内现有宋刻本一部藏于北京图书馆（听说山东省图书馆还有一部，未见）。这是黄希、黄鹤父子两代接力完成的著作。他们是以一种南宋书坊的分体集注本作底本，在旧注之上写他们父子的补注。父亲黄希所补，多是名物训诂；儿子黄鹤所补多是各诗的编年与史实背景，他用大力于编年，全书冠以年谱辨疑，用为纲领，又逐篇注明创作之年月。辨疑中指出吕大防、蔡兴宗、鲁訔等人年谱之疏略与谬误。例如《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前人把“咸华”看作“成华”，编在成都时期。黄鹤根据诗中所用的赤县、长安、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等一系列有关长安的故事，肯定诗题应是咸、华两县（咸阳、华原），而非成、华两县（成都、华阳），并定此诗作于长安时期。很有说服力，所以多为后代注家所采用。黄氏在引史证诗方面也颇见成绩。如《夔府咏怀》中“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句下引了广德元年河东道租庸调盐铁等使裴諝与唐代宗的对话，批评朝廷盘剥好利，又引大历元年沼书，见出杜诗的针对性，也为定此诗作于大历元年提供了确证。当然，《黄氏补注》也有编年考史不甚确切的地方，如《赠李白》、《郑驸马宅宴洞中》等诗的编年都显然有违史实。

四、《杜工部草堂诗笺》，南宋蔡梦弼集注。蔡字傅卿，可能是一个书贾。此书为编年会注本，其编年次序，一依鲁訔年谱。会注所采录的注家，虽然在书末“跋”语中有所交代，但在注文中却隐去原注者之名，甚至冒别人注文为己有。正因为他并不是学者，有些注文与编年有矛盾，他也似乎看不出来。如《望岳》“岱宗”一首，鲁訔编在开元年间，本是正确的，但在注文中却言及安史之乱，可谓荒唐之至。但在校读中，我们也看到此书在缀辑旧注中也化了很多功夫，对前人错误有所校正，对繁冗注释有所删简，既诠释字句，又阐明篇意，所引伪王洙注、师古、杜田、杜脩可诸家注文也与《王状元本》、《九家注本》、《黄氏补注本》所引有详略之异。蔡梦弼本人也有些可取的意见。总之，作为一种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的宋人注本，还是有研究价值的。此书今存有两种版本：一为方功惠碧琳琅馆影宋刻本二十二卷（残本），一为黎庶昌刻古逸丛书本（系三种本子合成）。

五、《刘须溪批点杜诗》二十二卷，南宋遗民刘辰翁（字会孟，居须溪）评点。此书作者有名气，影响甚大，但他的批点是随意所至，漫无计划的，往往只在个别字句上作文章。有的只是读诗的感慨。钱牧斋说：“辰翁之评杜也，不识杜之大家数，„„而点缀其尖新儁冷，单词只字，以为得杜骨髓。此所谓一知半解也。”（《注杜诗略例》）

^^杜诗研究的低潮时期——因袭的元明两代

元明两代是杜诗注释和研究的低潮时期，元明二代所翻刻之杜诗，惟带刘辰翁评点者为多，几乎把辰翁“奉为律令，莫敢异议”。这也就反映一代文人的眼光与见识。这一时期流传颇广的《杜律虞注》，实际是明人假虞集（元代名诗人）之名，改头换面地抄袭元人张性《杜律演义》的书。这本书只注释杜甫七律一百四十九首，但它开始提倡了一种专学杜甫律诗的风气，这种风气也适应了一些把诗歌当作科举考试、官场应酬工具的庸俗官绅们的需要。自此以后明清两代出现了大量关于“杜律”的书，诸如《杜律注解》《杜律单注》《杜律詹言》以至杜律的《意笺》《直解》《详解》《启蒙》《浅说》等等不下二三十种。明前后七子及杨慎等人主张学古诗必学汉魏、必学三谢，学今体必学盛唐、必学杜甫的主张，对这种专学杜律的风气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初单复的《读杜愚得》、明中叶邵宝的《杜少陵诗分类集注》，这是两部全集的注释本，他们都在字句注解之外对杜诗作串讲或翻译，有便于初学杜诗的读者。可惜他们水平不高，对杜诗的理解有不少错误，文章也难免有一些似通非通的地方。明末胡震亨的《杜诗通》，注解不多，偏重评点，辑录了刘辰翁、王世贞、胡应麟、郑善夫等人的评语，又加一些“神品”、“妙品”、“具品”等空话，表示其艺术成就之品级。虽然作者是在唐诗研究上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但在杜诗研究上却不免令人失望。

^^成就卓然——各具特色的清代杜注

明末清初，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之尖锐化，饱经动乱变革的士大夫和人民又一次从杜诗里得到同情与共鸣，杜诗的研究也再次兴起高潮。成书于明末的王嗣奭的《杜臆》、卢世的《读杜私言》，以及成书于清初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诗辑注》、卢元昌的《杜诗阐》、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都在继承宋以来杜诗学成就的基础上，各自显示了新的特色。清中叶的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也在仇兆鳌总结性评注之外，显出他们自己探索的心得。

六、《杜臆》，王嗣奭（１５６５—１６４８）著。堪称明代杜诗研究中最有真知灼见的著作。王嗣奭，浙江鄞县人，明万历二十八年中举，崇祯末官至涪州知州。是入清不仕的遗民。他写定此书，正在清军入关，江南抗清斗争开始发动的甲申、乙酉两年，当时他年已八十。经过这一番“天崩地解”的动乱之后，他对杜诗有了新的认识。发表了不少前所未发的创见。他这部书是以明代流行的《集千家注杜工部集》二十卷为底本，逐首写出自己“以意逆志”的臆见。主要写每首诗的内容，主题，间亦涉及章法、句法。如评《哀江头》，他摆脱了传统的忌讳之见，指出“公追溯禄山乱自贵妃，故此诗直述其宠幸之盛，宴游之娱，而终以血污游魂，所以深刺之也。”评二吏三别五诗说：“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在评《新安吏》一章中，他更激动地说：“余年二十而读此诗，年八十而于枕上得此解，为之一快。”这是白居易以后给二吏三别以很高评价的第二人。现今流行的《杜臆》版本是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影印的手稿本，在此之前，仇兆鳌曾把它“巨细不遗”地采入《杜诗详注》之中，但仇氏引文与手稿影印本颇有出入，如稿本所载的对《新安吏》的评述就不见于仇书，可能仇采录时曾有所润饰剪裁，更可能是仇氏所据以转录的手稿是来源于王氏的另一稿本。

《读杜私言》一册，卢世著。是杜诗的综合评述，书成于明崇禎四年。王士祯《论诗绝句》

说：“杜家笺注太纷挐，虞赵诸人尽守株。苦为南善求向郭，前惟山谷后钱卢。”正是指他和钱谦益。但他的观点与王士祯宗派不同。他既分别对杜诗各体作综论，又统观杜诗之全局。例如他论杜甫之为人，称“子美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又说“词客仁人，少陵独步”，这都是前人未发的议论。在分论杜诗诸体中，也对杜甫许多名作写出独到之见，论五古指出“《赴奉先县》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诸如此类独抒己见的话，遍及全书。本世纪二十年代黄节在北京大学讲杜诗，特将《私言》印发作讲义。黄序说“杜诗笺注解释，无虑千数百家。„„若夫能贯穿一意，提挈大纲；比类研精，以窥全体者，盖殊罕也。有之，则惟见德州卢世《读杜私言》。”要言不繁地指出本书具有其他注本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七、《钱注杜诗》二十卷，清初钱谦益著。钱是明末清初的诗坛领袖人物。他在明末官至礼部侍郎、尚书，清兵南下，他迎降，作了短期的礼部侍郎。其声望顿降。钱氏研究杜诗多年，曾撰《读杜小笺》、《杜诗二笺》，晚年又成此书。钱氏对此书自许甚高，他序中借其族孙钱遵王之口说：“草堂笺注，元本具在，若《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凿开鸿濛，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今天看来，他这几篇诗的笺注诚然有一定创见，但以他几首笺注的成绩也远不足以抹煞宋人笺注一千四百多首诗之大功。钱笺在史实考证、名物训诂方面有不少成绩。但他无心得之处，就完全空白。许多该注可注的不注，别人有注的又不屑用。因此他这部书作为一种“读本”，是不适当的。他所手订年谱纠正了宋人编年的一些失误，如他定李杜相遇在天宝三载李白放还之后，就是显著成就。但他编诗只定某诗属于天宝未乱或居秦州、居成都某个阶段，不确定具体年份。这样固然可以减少穿凿附会、强为编年的弊病，但许多可以编年的也不编年，则无助于读者对诗的确切理解。

八、《杜诗详注》二十五卷，仇兆鳌著。仇兆鳌（１６３８—１７１３），字沧柱，康熙进士，官至侍郎。他以二十多年时间编著此书，网罗了宋元明至清初评注杜诗的著作，又加上自己的分段、诠释、辑注、考订、集评，确乎不愧“详注”两字。其引证之浩博，几乎包括了他以前的一切注家，象原无刻本的王嗣奭《杜臆》、黄生的《杜诗说》手稿，他能“不遗巨细”地采录入书，对读者就大有裨益。但这部著述是献给康熙皇帝的，所以他注释评述中就特别表示杜甫“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行文时也就有意识地削弱杜诗的思想锋芒。杜甫《醉时歌》中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仇氏就加按语评论说：“按圣人至诚无息，与天合德，其浩然之正气，必不随死俱泯，岂可云圣狂同尽乎？此袭蒙庄之放言，以泄醉后之牢骚耳，其词未可以为训也。”这一番话虽然无法抵消杜诗的影响，却可在关心名教的皇帝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无家别》本来是揭露刚从前线回家，面临家破人亡的战士也再度被征入伍的悲剧，仇兆鳌却说“此章结出思亲之孝，有关于大伦。”可见仇的思想和杜甫的距离有多远。还有一点，他援引前人注释评论虽然很浩博，但往往只据类书，或只凭记忆，转录评语，经常任意截割，与原文出入甚大。

九、《读杜心解》，浦起龙著。浦氏字二田，无锡人，雍正二年进士，曾任苏州府学教授。此书著于钱、仇诸家之后，颇有意立异。如解《赴奉先咏怀》指出：“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断不宜如朱、仇本琐琐分裂。”他分全诗为三大段，又探求其贯通全篇之总领，确比仇氏分全诗为十段更完整一贯。作者兼长史学，在编年考史方面，也颇能正诸家之疏失。此书卷首有《读杜提纲》十条，对学习和研究杜诗颇有参考价值。如强调杜甫“全部诗竟是一索子贯”，强调“读杜”的目的“不颛是学作诗”。他还概括了杜甫各时期诗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不同特点。例如“代宗朝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史不言

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但浦氏之封建思想很重，解《北征》大骂陈玄礼“纵凶锋于上前”，还责杜甫没有替玄宗隐瞒狼狈之态。实觉腐气逼人。

十、《杜诗镜铨》，杨伦著。杨氏字西禾，江苏阳湖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广西知县。他博览了前人的注释，取长补短，删繁就简，去芜存菁。他在书中《凡例》说仇注“月露风云，一一俱烦疏解，尤为可笑”。说朱注对时事考证最详，亦“间有略漏处”。说浦解“好为异说，故多穿凿支离”。可见他在体例、取舍等方面有不同的见解。在诗的“微词奥义”及时事背景方面，他也补充了前人的疏略之处，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另外，此书有顶批、旁批，采用了刘辰翁、卢世、王嗣奭至蒋弱六、张惕庵等十几家评语，对读者也颇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