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魂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同仁：

你们好！我是四中队的徐挺，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此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铭记历史，牢铸军魂。人民解放军80年的光辉历史，也是军魂萌芽、形成、成熟与升华的过程。“魂者，器物之统摄也”。 “魂”是我军的生命所系，无“魂”则无“命”；“魂”是我军的立军之本，无“魂”则无“本”；“魂”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源泉，无“魂”则迷“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始终不变的军魂。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作为我军的军魂，是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科学定位，也是对我军长期坚持这一原则的理论与实践的准确概括和总结。

１在艰辛探索中形成

在我党创立党绝对领导军队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之前，中国的军权主要掌握在个人手里。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操纵控制政党及政府、军阀割据混战的重要原因，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如何废除军阀政治（武人政治），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建立一套防止个人掌握兵权、政党真正领导军队的制度，是反军阀即反封建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早尝试建立这种制度的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1924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同时，决定参照苏俄军制成规，建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这一崭新军事领导制度的创立，许多共产党人担任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这拉开了探索党领导军队这一新型军事领导制度的序幕。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他在1937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着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但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这一新制度即

被废除，军权重新落入个人手里，这一由孙中山开启的探索以失败而告终结。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开展武装斗争过程中，继续进行艰辛探索。南昌起义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党领导起义的中心，在军师两级建立党委，在团建立党支部、党总支等基层组织。这标志着党领导军队的开始。但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性，党对军队的领导存在着明显缺陷：作为体现党的领导的前委实际上不能发挥“领导暴动的重心”作用，与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是“友谊的协商”关系；党领导军队主要通过党的忠诚分子，而非各级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建在团上，离部队太远，不能直接掌握部队。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党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

1927年9月，毛泽东在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途中，进行了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湾改编，第一次实行了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套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轮廓大致形成。

我军是从旧军队脱胎而来的。在建军初期，人们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种新事物还难以接受。如旧军队是单一军事主官个人说了算，而新制度是党委、支部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一些同志感到不适应。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建军的问题曾发生过严重分歧，以至在红四军建军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的领导权“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建军思路。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指导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和措施，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体制。这标志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军魂”思想的形成。

在探索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进程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酝酿提出。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29年6月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绝对的党领导”、党的“绝对的指挥权”。其后，1932年1月，总政治部给红军的一封信进一步明确指出：“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观念，逐步为我军官兵所自觉接受，成为我军的坚定信仰和建军原则。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形成，是中国政治军事制度的历史性进步，实现了军权由个人掌控向工人阶级政党组织领导的飞跃，使军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根本上铲除了军阀政治生长的土壤，使中国摆脱了军阀操纵政党、政治的梦魇，也使我军这支以旧军队为基础、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武装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2在长期斗争中发展

古田会议后，我军先后经历了由阶级战争向民族战争再到阶级战争的转变，由长期战争环境向相对和平环境的转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穿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我党和我军历史的始终。特别是在历史转变的关头，矛盾斗争极为曲折复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思想，正是在不断迎接新的挑战考验中得以丰富发展的。

1935年1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持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党战胜了与党争夺兵权的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取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全面抗战的爆

发，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我们与国民党及军队的关系从敌对关系转为友党友军的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国家化身自居，一再逼我党放弃军权。党内也出现了迎合国民党主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斗争焦点集中在党要不要和怎么样领导军队这一根本问题上。党中央、毛泽东由此提出和确立了处理各方面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

在我党我军和友党友军的关系上，提出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独立、单一领导的原则。1937年9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对于国民党发动的旨在消灭我军的反共高潮，我军坚决地预以反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又以“军队国家化”为借口，再次要求我党交出军队，党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不交给国民党的立场，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吞并我军的图谋。

在党与军队的关系上，确定了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由于各战略区相互分割和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致使党内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闹独立性的倾向有所发展。皖南事变后，中央严肃地指出：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军队“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不能闹独立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成为延安整风军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党与军队个人的关系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决不能争个人兵权的原则。红军改编后，个别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及做官为荣耀。毛泽东告诫全军干部：不要学张国焘，共产党员决不能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

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及建国初期，党始终把反对和克服争个人兵权的军阀主义倾向作为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任务。

这些重大关系的科学界定，体现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根本要求，成为“军魂”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当时苏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军队，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苏军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与我军不同。如何处理好学习他人经验与保持自身特色的关系，在推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我军优良传统，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1953年12月至1954年2月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以及其后制定的文件、条例及党的领导人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建国后如何保持党绝对领导军队作了明确回答。

在如何对待外国经验问题上提出了“以我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奠定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理论基础。这次会议要求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深入论述了这一问题：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

会议重申了坚持党绝对领导军队、决不“另起炉灶”的坚定立场。朱德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要求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根据毛泽东的批准，会议进一步明确地把党委制，即“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作为

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工作，毛泽东重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和平时期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自身特色、不照搬苏军经验意义重大，这不仅增强了党抵御执政风险的能力，还保证了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局面。

3在新的考验中升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十年“文革”的后遗症、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一些人对坚持党的领导包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产生了怀疑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遇到了新的挑战。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鲜明地提出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多次强调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邓小平还要求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性质。从军队同党、同人民、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上，把“党的军队”放在首位，突出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坚持我军性质中的基础性、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撑。我军之所以能够在各种严峻考验中“考试合格”，就是因为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希望中国重蹈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覆辙，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企图在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上打开缺口，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随着改革的深化，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江泽民同志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从时代要求和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出发，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提升到“军魂”的高度来认识。他在1993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其后，他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一个“魂”字，出神入化、言简意赅地点出了党绝对领导军队的重大意义。

“魂”是我军及党、国家的生命所系。无“魂”则无“命”。人民军队与党、与党的执政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命体。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人民军队；没有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同样就没有我们的红色江山。

“魂”是我军的立军之本。无“魂”则无“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如果经受不住考验，我们这支军队就有改变性质的危险。

“魂”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源泉。无“魂”则迷“向”。军队要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做到转型不转向；才能集中力量，发挥自身优势，履行好我军的职能使命。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我军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胡锦涛主席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从建军治军的规律出发，进一步升华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思想。把军魂与使命统一起来，使军魂落实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中。胡主席明确提出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证的根本前提；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力量保证，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目的和基本要求。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时代内容。

把军魂与军队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使军魂落实于军队党组织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军队党的建设是实现党绝对领导军队的关键环节。只有各级党组织的自身能力提高了，党的先进性得以保持和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把军魂摆在我军优良传统的首要位置，使军魂落实于弘扬我军优良传统的伟大实践中。胡主席明确指出，要始终坚持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把“听党指挥”置于显要位置突出强调，既深刻反映了我军发展壮大的宝贵历史经验，又集中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根本规律。

4历史的深刻启示

回顾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在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客观要求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必须坚定走自己道路的信心信念。“军魂”思想之所以能在我国形成发展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们自身国情、军情使然。在艰辛的探索中，我们既拒绝了西方的道路，又排除了苏联的经验。西方军事领导制度与其政治制度一样，在中国行不通，苏军的一长制在中国也不管用，都不能实现对军权的有效掌握。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科学的军事领导原则和制度。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历史必然性，铸牢军魂，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从产生开始就受到不同错误

思潮和势力的影响及压力。在我们内部，曾发生过旧军队错误思想影响我军的倾向，照搬苏联经验的倾向，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倾向，张国焘与党争兵权的军阀主义，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军队最高权力的阴谋，等等。在外部，蒋介石曾企图按照“军队国家化”模式要我军交出军权，西方敌对势力企图以其自身的政治军事制度改造我党我军，等等。对这些错误思潮和势力的影响压力不抵制，不斗争，顶不住，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妥协让步，我们就会失去一切。对西方敌对势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认清其实质、危害，在思想上筑起坚固防线。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形成发展的，必须积极适应新的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发展其内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我军的军魂，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体制编制怎么调整，环境任务怎么变化，都不能有任何动摇和削弱，丢了“灵魂”也就丢了根本。同时，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根本原则和制度的绝对性与具体制度和实现形式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军魂”思想正是在不断适应形势任务的变化中发展的，是在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前进的。新世纪新阶段，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面临如何坚持的挑战，更面对如何发展的挑战。过去我军在这一原则和制度下创造的辉煌，是在机械化战争形态的大背景下书写的，如何打赢高技术战争特别是信息化战争，还需要继续进行艰辛探索。我们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毫不动摇”与“与时俱进”的关系，积极探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健全完善保障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各项具体制度，使“军魂”永远充满活力，引领时代发展。

历史反复证明，永远不变的军魂是我军独特的政治优势，是保持我军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的可靠保证，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军承担着“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应对挑战和履行使命，必须始终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一是坚定对党的信仰，自觉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我们要像红军那样，坚定对党的信仰。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完成中华民族统一振兴大业的根本保证。二是经得住大风大浪、生死得失的考验，自觉维护党的绝对领导。在事关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维护党的绝对领导，我们要坚定不移，不差分毫。当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权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的一致。三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系列制度，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制度，是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是军魂不变的可靠保证。我军要紧跟世界军事的发展潮流，但应该紧紧把握的一点就是，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制度不能变，确保我军军魂永固.

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坚持和发展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党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挑战、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前提，是我军永葆政治本色、永远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头脑，充分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进一步铸牢军魂意识，始终保持和发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党赋予我军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