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停止出国旅游。出国旅游还是要继续的。能否采取一个应急的办法：在出国前，由旅游局或旅行社组织一次短期学习，把外国习惯讲清，把应注意的事项讲清。或许能起点作用。”
读季羡林先生《读人生.公德(三)》，觉得堂堂大师对“中国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痼疾”竟出“应急的办法”——出国前组织学习,实在令我失望。季先生难道想教导大家，“同志们出国之后都忍着点，等回国之后大家随意。”香港《亚洲周刊》说得是国人素质问题，而季先生不思提高人口素质，而让出国人员戴上假面，显金玉其外掩败絮其中。如此只遮羞不改丑的办法，难怪中国社会公德越来越差，八十岁老人当街摔倒，竟无人敢帮忙了，怕“碰瓷”。
不佞最不能认同的是：“一个人自己，除了自杀以外，是无权决定的。”
这是《九三述怀》里面的话，我实在不敢苟同。不佞以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任何事，包括自杀。少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义，思想，国家，社会，大我小我等等等等大道理来盖我。我就是我，仅仅是一棵小草，或是一只蚂蚁，但我有自己的灵魂和原则，它可能来自我爸我妈，可能来自老师朋友，可能来自书本，可能来自电视网络，还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它是我做人的准则，我按它决定自己的行为。别人，任何人，请原谅，少管我的事，你没这个权力。附加一句，自杀是最懦弱的行为，如果连自杀的勇气都有，何不以这个勇气活着?何不用这个勇气拼了?!最多是个死!
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也是我喜欢的，然而，不佞跟季先生的理解完全两样。我认为“应”与“不应”，是以自己的原则考量判定的。谁来决定“应”“不应”呢?我大声且肯定地说，“我自己!”父母，师友，领导可建议，但他们没有替我决定的权力，没有!我宁愿自己选择错了，不愿别人替我决定。
我自知做不到陶公的境界，我有惧，有虑;然而，不佞决不放弃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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